摘要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表述，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提升到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这一重要表述体现了两岸经济关系的性质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愿景，体现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理念与政策思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重大制度政策机遇。同时，民进党当局加速构建“倚美谋独抗中”经济产业体系，外部变局冲击和局部解构传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方式。应对挑战要善于化危为机，要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引领两岸共同市场建设，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两岸融合发展的创新驱动力，以高质量对外开放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水平，探索共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产业的新路径，在融合发展中深化同等待遇，务实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不断践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

作者简介

张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角度，提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重大论断。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马英九一行，从中华民族高度提出“四个坚定”——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进一步探讨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理论内涵，丰富两岸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实践路径，增强“四个坚定”的经济动力与基础，对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一、“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呈现出一系列两岸融合发展新特征，“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理念指引与实践意义日益体现。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等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对“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重要表述的专门研究较为薄弱，相关成果更注重研究两岸经贸关系的实践［1］。国内有关中华民族经济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民族维度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视角切入［2］，或是在探讨中华民族经济概念中引入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相关内容。现有成果多从中国国家主体经济角度展开研究，涉及两岸经济关系的内容较少［3］。加强研究和探讨“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和实践意义，对于丰富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政策参考价值。

早在2010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一行时即强调，60多年来，尽管两岸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我们始终认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我们倡导和推动两岸加强经济合作，有助于共同促进民族经济繁荣发展，有助于维护和扩大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博鳌会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时指出，希望本着两岸同胞一家人的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5］。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巴厘岛会见萧万长，在谈到两岸经济合作时强调“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双方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更好应对挑战［6］。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平潭考察调研时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祖、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7］。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1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增进同胞福祉和亲情，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8］。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郑重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9］。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向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10周年年会致贺信指出，“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经济合作开辟广阔空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奋斗［1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与背景的涉台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重要表述，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提升到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性质与特征，提出了推进两岸经济制度化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与前景，阐明了以深化两岸利益融合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明确了本着两岸同胞一家人的角度解决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共同应对国际经济挑战。这一重要表述内涵丰富，是“两岸一家亲”理念的重要内容组成，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引与实践意义。

这一重要表述体现了两岸经济关系的性质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愿景。“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是由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确定的。中华民族在今天主要包括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大陆各族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11］。中华民族经济包含中华民族同胞所有经济，主要由中国国家主体经济与台港澳地区经济共同构成。两岸经贸交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两岸先后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岸经贸关系仍属中国国家主体与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的经贸关系，两岸经贸关系只有在一个中国框架内才能得到发展［12］。两岸经贸关系恢复和发展以来，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并在两岸贸易与投资的性质定位、两岸经贸协商方式、两岸“三通”涉及的航线旗证等问题处理以及两岸达成的经贸协议等经济事务安排中得以具体实践和体现。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重要表述，还体现了两岸经济发展的共同民族特性。两岸经济发展方式深受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影响，有着许多共同的民族经济发展特色。70多年来，两岸虽然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走出了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但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兼容并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成果，在经济发展方式上呈现共同的民族特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升级中，两岸的经济现代化均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中国大陆实现了持续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贡献，也分享了大陆发展机遇”［8］。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展现出许多独特优势。中国人的勤俭节约与重视储蓄，为两岸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摆脱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储蓄不足、贸易逆差“两个缺口”发挥重要作用。两岸在现代化进程中均重视发展实业，中国人的勤劳促成了两岸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持续升级，成就了海峡两岸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和关键地位。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使两岸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并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华民族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持续增强。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重要表述，蕴含着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愿景与实践路径。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动力与基础，有赖于中国国家主体经济与台港澳地区经济在各自优势基础上加快制度化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形成合力，提升中华民族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力。40多年来，两岸经济关系持续发展，彼此成为重要贸易投资伙伴。中华民族经济正形成国家主体经济与台港澳地区经济优势互补、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呈现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及外部复杂环境影响下，两岸仍主要基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互补合作，制度化合作水平不高成为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制约因素。两岸同文同种、经济互补优势尚未充分发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要论述，就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推动两岸“应通尽通”和社会公共资源合作共享。我们要在两岸各领域具体实践“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逐步构建两岸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共同繁荣发展的制度机制，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治理框架；在融合发展中探索和实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经济社会治理方式；在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将两岸各具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化方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经济体的构建中，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13］。

这一表述体现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理念与政策思路。两岸经贸关系恢复后，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政方针，考虑到两岸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大陆将台资视为特殊内资、两岸贸易视为国内特殊形式的贸易。两岸贸易恢复初期，大陆曾对进口台湾产品免征关税［14］。1991年，外经贸部提出两岸经贸交流应遵循五项原则，即“直接双向、互利互惠、形式多样、长期稳定、重义守约”。2000年，外经贸部就颁布《对台湾地区贸易管理办法》发表谈话指出：我们从两岸间不同的经济制度和贸易体制的现实出发，参照现行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和法规，规范对台贸易。20世纪80年代台商开始赴大陆投资。台资既不等同于外资，也暂时无法完全等同于内资，成为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难题［15］。1988年，《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22条”）颁布，确定台资“可以参照执行有关涉外经济法律和法规”“享受相应的外商投资企业待遇”。1994年、1999年大陆先后通过《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实施细则，加强对台资保护的同时，在法律上确立了台资比照适用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行政法规。1994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定了台商投资的领域、项目、方式［16］。此后，两岸贸易与投资作为特殊形式的内贸与内资，与大陆涉外经济法规接轨并享受“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特殊待遇，台商优先享受了大陆的各项鼓励优惠政策，并在税收减免、土地供应、财政支持以及外汇管理等方面享受和大陆企业相比的“超同等待遇”［17］。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台胞和台企在大陆享受的政策措施与大陆居民、企业迅速拉近。2008年大陆为营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环境，开放实施内外资所得税体制并轨。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陆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加快商签投资协定、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放宽投资准入等［18］。2019年全国人大通过《外商投资法》并于2020年1月1日实施，原有的“外资三法”同时废止。2019年12月国务院通过的《外商投资实施条例》，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参照外商投资法和本条例执行。同时，2008年后两岸签署的ECFA等23项协议规定，大陆不仅对539项台湾进口货物免关税，还对台湾金融等11个服务行业的19个项目实施开放。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同等待遇持续扩大，台胞台企优先分享了大陆经济发展成果。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操弄“台独”议题，使两岸关系日趋严峻复杂、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面临停摆。大陆积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探索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以新理念、新思路、新政策加快在经济社会领域实践“两岸一家亲”理念。2018年以来，大陆先后推出“31条措施”（2018年）、“26条措施”（2019年）、助力台企“11条”（2020年）、“农林22条措施”（2021年）等重要举措。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该重大决策部署在福建全面探索和实践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进程中，发挥全局性示范和引领作用。相关重要措施以推进台胞台企在大陆同等待遇为出发点，率先让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正形成日益完善的制度、政策和法治体系。在大陆台胞台企与当地居民、企业在各领域的待遇差别迅速缩小，“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在融合发展的实践中日益展现。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根基。两岸同文同种及经济互补优势，成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使两岸经济关系呈现不同于一般国际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特征。通常来说，文化差异与市场障碍是国际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两大难题。大型跨国公司相对具备克服文化差异的实力，往往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然后拉动相关配套中小企业跟进。但两岸同文同种同属一个中国，在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台商在大陆投资经营不存在文化差异障碍、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反而有共同文化优势，更容易形成良性互动的政商关系。台资中小企业容易生存并借助大陆低成本生产要素快速发展壮大，形成中小企业先行、拉动大企业跟进的独特历史进程。从台商大陆投资规模的演进看，1992年台湾地区制订《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后逐步放松两岸经贸往来，1993年对赴大陆投资台商进行补办登记。按照台湾方面统计，1993年共核准台商投资项目9 329项，投资金额31.68亿美元，平均每项投资金额仅34万美元，中小企业为绝对主力，基本反映了1993年前台商赴大陆投资“中小企业先行”的特点。当时台湾制造业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主要从事加工出口制造业，大中型企业位于产业链中上游，生产原料设备供应中小企业。在两岸尚未实现直接“三通”情况下，中小企业带动岛内中大型企业跟进投资，赴大陆单项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01年两岸先后加入WTO后，台商赴大陆平均单项投资额升至234.8万美元，2007年突破千万美元规模，此后大体保持在1 500万～2 000万美元水平，大企业成为台商大陆投资的主导力量。

台商凭借两岸同文同种的独特优势在大陆快速发展壮大。许多中小型台企迅速成长为大企业，一些从事食品、纺织、制鞋等传统产业的台商充分运用大陆优势生产要素、庞大内需市场和共同的民族消费习惯，由台湾地方品牌很快发展成为两岸知名品牌和国际集团企业。如旺旺集团1992年正式在大陆投资，1994年在湖南设立首座工厂，30多年来已发展成为大型集团企业，收入增长百倍，跨媒体、保险、医疗、酒店、养老、文化等多个行业和领域。两岸经济关系恢复和发展以来，台湾岛内几乎所有产业都参与了大陆投资，保住了台湾地区作为全球加工出口基地的地位，带动岛内产业集中向高科技产业升级，保住了台湾制造业的竞争力［19］。台湾中下游电子信息代工厂商在大陆的规模扩大，使跨国公司电子产品代工订单持续向台商转移集中，进而拉动岛内半导体等产业需求扩张，推动岛内制造业结构快速向半导体等产业升级。当前台积电在全球芯片代工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其生产订单主要来自欧美地区，产品主要出口至大陆并由台商加工组装为信息通信产品后出口海外。这显示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与两岸产业分工关系密切。

两岸初步形成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布局。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国内地（大陆）、港澳台地区已形成优势互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合作格局，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正呈现由多元趋向一体的态势。从贸易投资看，大陆和香港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和进口地区，台湾成为大陆重要投资贸易伙伴。截至2023年，台湾共有1 209家上市上柜公司赴大陆投资，占全体上市上柜公司的70.5%，累计投资27 356万元新台币（按照2023年底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约890亿美元）［20］。2020—2021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依存度达到43%左右的历史高点。该数据近年受外部环境影响有所变化，但大陆和香港作为台湾主要出口市场的地位没有改变。两岸同文同种，两岸产业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密切。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岛内发生严重泡沫经济、土地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及新台币兑美元汇率迅速升值，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部分企业赴东南亚投资因无法克服文化差异而陷入困境。此时，台湾中小企业赴大陆投资得以生存并获得“第二春”。若没有两岸经贸关系的恢复与快速发展，台湾经济很可能陷入中小企业大量破产、产业升级缓慢的困局。两岸经贸关系恢复以来，岛内集中发展半导体、石化、机械等中上游产业，台湾现代服务业在大陆也获得新的发展空间。随着两岸产业合作密切，中华民族经济中的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正形成多元互补、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

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引领和塑造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成为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主导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重大制度政策机遇。同时，外部环境剧变和两岸关系严峻复杂对两岸融合发展形成新挑战，如何因势利导、化危为机，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推进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岸经济关系由此恢复并长期保持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两岸经贸关系同期进入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全面发展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两岸经贸合作步入深化融合发展新阶段。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路径。其主要政策内涵与目标，是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和推进应通尽通，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由传统“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向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主导方式转变；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促进两岸贸易投资发展动能由过去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通过市场与动能的双转型，实现两岸融合高质量发展，在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过程中逐步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进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多项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对完善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实践“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

《决定》提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于推动两岸贸易投资方式由“两头在外”向国内市场主导转变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主要采取代工生产模式，形成“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三角贸易投资方式。两岸贸易特别是台湾对大陆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方式占60%以上，许多台商经营与大陆内需市场和产业体系关联不密切。“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台商在大陆投资错失大陆“世界市场”的重大机遇［19］。《决定》提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市场，着力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以及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流通体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等。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国内统一大市场加快建构为台商从代工生产向建立自有品牌和销售渠道、拓展内需市场提供新的市场与制度政策空间。特别是《决定》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对深化台企同等待遇有重大意义。

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新的创新驱动。以创新驱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有巨大潜力与基础。《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2023年大陆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高达44%，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10%；据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的数据，大陆人工智能产业核心规模已近6 000亿元，算力指数排名全球第2位、处在世界第1梯队。新能源汽车销量887万辆，世界占比63.5%。大陆庞大的创新产业与市场，为创新驱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巨大空间。如台积电在被迫中断为华为等大陆高科技公司代工芯片情况下，2024年第2季度来自大陆的营收仍达到16%。创新驱动以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为主导的两岸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融入国家新经济市场，形成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有利于两岸高水平开放与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当前，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加速推进“倚美谋独”路线，成为阻碍两岸高水平开放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难以推进，已达成的23项协议运行与实施也面临阻碍。当前，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更多采取单方对台开放方式推进，但开放程度与方式受到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不高等诸多因素制约。《决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等。中央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诸多重大改革措施，对于完善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具有重大促进意义。对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政策机制将步入新的制度化开放阶段。

（二）外部变局冲击和局部解构传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两岸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密切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但电子信息产业等台企出口市场主要在欧美地区，创新驱动也主要来源于欧美跨国公司外包产品与技术升级。近年来，外部环境剧变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下的全球供应链重构，深刻影响传统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格局。“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两岸供应链模式面临较大冲击，部分供应链加快回流台湾岛内或外移其他地区。台湾对大陆投资、出口依存度波动性增强并出现调整。台湾岛内的半导体、信息电子产业正加快融入美国人工智能等供应链体系，但由于美国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加强对华遏制，两岸新技术产业合作面临复杂挑战。

外部环境剧变影响下，两岸贸易投资及台湾对外贸易投资结构加快调整，“两头在外”的传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方式正在局部解构。据台湾方面统计，近年来台湾对大陆（包括香港）出口依存度先是由2018年的41.3%一度上升至2020年的43.9%历史最高点，随后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35.2%，2024年1—9月又降至31.2%［21］。投资方面，2018年后台湾对大陆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比重由过去60%以上的情况加大调整，2023年降为11.4%，2024年1—7月再降至8.7%。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等加快重建直接供应链，对外贸易投资向海外扩展。台湾地区对美国出口比重由2018年的12%左右持续上升到2023年的17.6%，2024年1—9月又快速上升至24.1%，创本世纪新高；对东盟出口比重由2018年的17.4%升至2023年的17.6%，2024年1—9月为18.2%［21］。拉动台湾对外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布局调整带动的供应链重组。在中美贸易摩擦、美西方加大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以及美国加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增强供应链韧性政策影响下，部分原在大陆生产的电子信息产品向东盟、北美、中东欧转移，直接拉动台湾地区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台积电应美、日、欧等“要求”前往投资设厂，已规划对美（650亿美元）、日（225亿美元）、德（100亿欧元）总投资金额近千亿美元。在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内，28纳米及以下的海外产能将达20%以上。尤其是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兴起，其人工智能芯片主要依赖台积电代工，人工智能服务器制造90%左右来自台湾电子代工厂商，台湾服务器对美国出口比重由2017年的8.1%快速增长至2023年的73%。岛内电子信息产业从技术到市场加快向美倾斜。

（三）民进党当局加速构建“倚美谋独抗中”经济产业体系

2016年民进党当局重新上台后，基于“倚美谋独抗中”路线，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两会协商机制停摆、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发展进程停滞。民进党当局在经济施政上推动“脱中入美”，力图减轻对大陆经济依赖、加入美西方经济体系。

2016年蔡英文当局推动所谓“经济发展新模式”，目的是将依托大陆发展的“效率驱动”模式转换为不依赖大陆的所谓“创新驱动”模式。台当局对内重点发展与大陆关联度较低的“5+2创新产业”，对外全力推进所谓“新南向政策”，声称“希望新模式能够有助于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蔡英文首个任期内，所谓“经济发展新模式”成效欠佳，“5+2创新产业”未有起色，所谓“新南向政策”实施后台湾地区对东盟贸易投资不升反降。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蔡英文当局推出“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吸引台资回流。其中重点吸引台商回流的《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到2024年9月13日共吸引317家企业、13 003亿新台币返台投资。蔡英文在第二任期强化“倚美谋独抗中”路线导致两岸关系严峻复杂，台当局提出重点发展“六大核心战略产业”，涉及领域与所谓“台湾安全”密切相关。2022年蔡英文“双十讲话”强调打造“韧性经济与产业”，包括提升台半导体产业“护台神山”地位、确保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构建全球供应链韧性与流通体系等，显示台当局经济施政加快向所谓“经济安全”和构建“备战”经济体系发展。

2024年赖清德上台后加大“急独”冒险挑衅，以强化两岸“制度对抗”“和平保台”掩护“抗中谋独”，以谋求融入所谓“民主共同体”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上，赖清德当局提出“五大信赖产业”，全方位推进经济“脱中入美”，强化所谓“经济安全”。“五大信赖产业”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提升台湾核心产业的地缘政治地位，强化半导体自主供应链体系，将目前世界市场占有率超过12%的产品提升至30%，打造“护台群山”，增强外部势力在台经济利益，提升其“保台”经济动机。二是增强所谓“经济安全”，除持续加强关键战略物资储备外，还在通信、信息“安全”等领域强化所谓产业“安全韧性”。赖清德上台后还专门成立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目标之一是“必要时支持军事行动”。三是加快与大陆产业脱钩，相关产业的技术来源与市场更依赖欧美而与大陆关联较弱。部分重点发展产品如监控产品、无人机等更是借美西方排斥大陆产品而力图取代。四是融入并扮演所谓“民主价值供应链”关键角色。台当局谋求在军工产业、安控产业、人工智能及新一代通信产业等领域嵌入美西方相关产业并扮演关键供应链角色，声称成为亚太第一“民主供应链中心”，试图深度与外部势力进行战略产业捆绑。同时，赖清德当局加大开展“经贸外交”力度，拓展“台独”国际生存空间。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声称，将着力推动以所谓“民主”为核心的“价值外交”、以“和平”为核心的“同盟外交”及以“繁荣”为核心的“经贸外交”，分别建立所谓“民主价值链”“对抗‘威权’的第一岛链”以及“信赖供应链”。

（四）两岸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格局与态势不可扭转

今后一段时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面临的重大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大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经济引力与外部势力及民进党当局策动的离心力将步入更为复杂和关键的博弈时期。总体来看，外部环境剧变及两岸供应链重构对台湾经济影响复杂；中长期来看，中华民族经济发展的强劲引力始终占据上风。

经过40余年发展，两岸在同文同种、地缘相近、优势互补基础上已形成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台湾地区经济不可能脱离大陆庞大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优质生产要素而实现长期繁荣发展。台商在大陆迅速发展壮大，具备了在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近期台商应对地缘政治展开的海外多元布局，更多是将部分下游加工组装阶段外迁，而中上游产业须依托大陆生产供应，仍离不开两岸供应链的强力支撑。当前台商对外投资总量的半数仍在大陆，其中制造业投资的三分之二在大陆。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坚实。台商在两岸及第三地进行的产业链重构，客观推动两岸供应链向海外第三地拓展。近年来大陆对台湾地区、越南等地中上游零组件出口快速增长，显示台商海外布局仍离不开大陆生产的支撑［22］。

岛内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交流与经贸合作，两岸关系紧张加剧台湾经济发展风险。基于地缘政治因素而非市场配置导致的两岸供应链重构，导致台湾地区产业发展过度向半导体等ICT产业倾斜，其他产业发展持续低迷不振。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普遍薪资较低，而薪资较高的ICT产业就业者占总就业人数不到10%，使岛内贫富差距不减反增，2017—2023年最高20%家庭收入与最低20%家庭收入之比由6.07升至6.12。多数岛内民众获得感不强，2024年赖清德虽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但处于“双少数执政”困境。近年来岛内民调显示，多数民意支持两岸交流与经贸合作，对民进党当局政策形成制约。同时，两岸关系日益严峻复杂形势下，美西方加快分散对台关键产品供应链依赖的动机增强，不仅“要求”和吸引台积电赴美、日、欧直接投资建厂，还在“友岸外包”中将台湾排除甚至视为“危岸”，要求台企采取“台湾+1”方式在海外布局以规避风险。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力图持续提升半导体等产业在美西方关键供应链的角色地位，增强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的地缘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强化“倚美抗中”路线加剧台海地区风险，反而增强美西方关键供应链的“去台化”动机。民进党当局陷入矛盾困境，将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

三、“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发展方向

当前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主体经济与台港澳地区经济既密切合作又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运行体系，形成多元共存的经济发展形态。践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渐进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和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对于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和实现民族复兴意义重大。当前，外部复杂挑战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并存，应善于化危为机，坚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在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引领两岸共同市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陆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广，完全容得下来自台湾的商品，完全容得下来自台湾的企业［7］。发展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大陆经济应扮演主导角色，即应形成以庞大内需市场为牵引、完整产业体系为依托、自主创新为驱动的发展动力机制，推进经济合作制度化，渐进式打造共同市场，引领台湾经济产业深度融入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提升大陆对两岸融合发展的主导力、践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提供更有利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今后一段时期，应充分运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机遇，推动“两头在外”、跨国公司主导的两岸供应链合作方式向大陆市场和产业主导的合作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存量台企由代工生产为主向发展自主品牌升级，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实现经营方式转型升级，推进两岸产业链、供应链相互嵌入式合作，以产业融合引领两岸经济融合，塑造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新格局。

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强两岸融合发展的创新驱动力。近年来，两岸产业结构水平拉近、传统生产要素互补优势减弱，但在经济形态、产业布局、新技术革命等领域形成新的高度互补优势。把握国家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大机遇，要推进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动能由要素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强两岸高技术产业合作有利于集聚两岸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和促进大陆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着力加强两岸融合发展的创新驱动机制与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密切衔接，扩大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新质生产力制度供给中的同等待遇。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中重视和发挥台胞台企作用，推动两岸技术、人才、数据等领域交流合作。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推动两岸创新要素跨境有序自由流动，同等优先对台全面开放制造业及相关现代服务业，鼓励支持台企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积极推进两岸制度性开放，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推动台胞台企同等待遇。要以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两岸融合发展主动力，将两岸供应链合作导入大陆新经济市场。

以高质量对外开放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水平。在民进党连续当政形势下，今后一段时期既要着眼于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水平，加大对台开放力度；又要针对民进党限制两岸经贸交流政策采取有力反制措施；同时结合全球及两岸供应链重构，把握大陆高质量对外开放机遇，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向海外拓展延伸。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与RCEP、“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鼓励两岸企业充分运用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推动两岸供应链与RCEP区域内产业链、价值链相融合，积极构建以大陆市场和产业体系为依托、向RCEP国家和“一带一路”区域延伸的两岸新型产业合作布局。要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机遇，完善推进两岸制度性开放的政策机制，通过党际、民间、区域、企业合作等多元合作机制与平台推动两岸应通尽通，推进两岸制度、规则、规制、标准、资质对接相容，逐步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制度化框架和共同治理平台。

探索共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产业的新路径。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既有民族特色，也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两岸经济各自特色与比较优势，共同发展具有民族共性与特色的经济产业，应成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推动两岸现代服务业合作，逐步加大对台开放力度，对台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共同培育壮大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新一轮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产业迅速崛起，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新空间。两岸应加强创新合作、标准共通，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共同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创新产业。

在融合发展中深化同等待遇，践行“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台商是特殊内资，两岸贸易是特殊内贸，应加强政策创新，进一步实践“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同时，台澎金马为单独关税区，应通过推进两岸制度化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来实现同等待遇。在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停滞形势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要更多通过单向方式推进台胞台企在大陆同等待遇。应结合《决定》创新完善两岸融合发展制度政策，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在性质和实践上赋予台胞居民以市民待遇并向公民待遇扩展，视台企为中华民族资本并在更多领域给予同等待遇，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与民族责任感。

务实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进程。当前，应务实运用和维护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既有成果，持续扩大两岸人员和经贸往来。在中长期政治条件具备后，要在既有经济合作制度化基础上构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制度机制，推进两岸资金、技术、人员、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便利化、自由化，构建两岸宏观与对外经贸政策协调机制，努力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目标，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经济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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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冠华．“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的内涵与实践［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1）：41-52．